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訂

谷建

本文通過分析有關宋末元初《易》學家胡方平較爲可信的相關資料，對其生平事蹟有所訂正；根據其著作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之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影元鈔本所載胡方平自序，對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一書編刊始末加以考證；根據清嘉慶十七年慶餘堂刊本之序跋及異文，討論所謂“新安槧本”異文之來源，冀明其書之版本源流。

胡方平，宋末元初人，號玉齋，學者稱爲玉齋先生，徽州婺源梅田人。胡方平生長於朱熹故里，學宗朱子，有《易學啓蒙通釋》傳世，專爲發明朱熹《易學啓蒙》之旨，詮釋其象數《易》學。長子胡一桂，字庭芳，號雙湖，承其家學，撰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及《周易本義啓蒙翼傳》等，是當時《易》學名家，《元史·儒學傳》有傳。由於胡方平畢生隱居鄉里授徒著述，其學術成就與名氣又不及其子，故歷代傳記資料僅寥寥數語，且輾轉相襲，其中難免訛誤。而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一書乃集胡方平畢生之精力而成，在《易》學史上亦佔有一席之地。明代楊士奇曾云“朱子《易學啓蒙》，惟胡方平本最善”，足見其發明朱子學之功。關於其人其書，雖不乏專題研究，然多就此書思想內容言其成就，對於其編刊流傳始末，因資料所限，多語焉不詳，未能明其源流。今試考察胡方平相關資料，特別是年代較早相對可信者，如其子胡一桂著述、一桂門生董真卿著述、元代方志、明中葉地方文獻總集等，並擇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二種版本考證其編刊始末，通過文本比勘，梳理版本源流，逐一考訂如下。

一、生平事蹟訂補

胡方平傳記今存最早者，出自元至元間汪幼鳳所撰《星源縣志》，此志雖已難覓，幸明弘治初休寧程敏政所編《新安文獻志》及正德、嘉靖間休寧程曈所編《新安學系錄》中皆收錄此傳：

胡方平，婺源人。曾伯祖昂，政和間由辟雍第，嘗與朱韋齋有同邑同年之好。曾祖溢，紹興初復繼世科，因伯氏交於韋齋，獲聞《河》、《洛》之論，而朱子則世好也。方平早受《易》於介軒董夢程，繼師毅齋沈貴珤。沈實介軒上游，而介軒乃盤澗從子，得其家傳者。盤澗受《易》於朱子之門最久。方平研精《易》旨，沈潛反覆二十餘年，嘗因文公《易本義》及《啓蒙》注《通釋》一書。又《外易》四卷，考象求卦，明數推占。又有《易餘閒記》，其言曰：《本義》闡象數理義之原，示開物成務之教。朱子言《易》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，而後《易》可讀。《啓蒙》四篇，其殆明象數以爲讀《本義》而設者歟！象非卦不立，數非蓍不行。象出於《圖》、《書》而形於卦畫，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，而《易》非淪於無體；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，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，而《易》非荒於無用。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，《易》之要領，孰大於是！明乎此，則《本義》一書如指諸掌也。

此傳介紹胡方平之籍貫、家世、師承及學術，其後有關胡氏之記載均由此而來，並有所增刪，甚至加以發揮，其中難免存在誤記。

例如程曈便於此傳下附小注云：

《宋史》本傳云方平學精於《易》，得文公源委之正。

又加按語云：

先生名允，字方平，一號潛齋，見於《翰墨全書》，可考也。《縣志》、史傳皆逸其名，《易經大全》“先儒姓氏”乃兩出之。

寥寥數語，卻舛誤百出。其一，《宋史》並未給胡方平立傳，所謂“學精於《易》”、“得文公源委之正”，原出自《元史》卷一八九，係胡方平子一桂本傳，而程曈卻誤植於方平。其二，《周易大全》，當係明初胡廣等人奉敕所編之《周易傳義大全》，其“引用先儒姓氏”中既有“玉齋胡氏方平”，又有“潛齋胡氏允”。然程曈按語不取此說，而是據《翰墨全書》提出“名允，一號潛齋”之說。《翰墨全書》當即《事文類聚翰墨全書》，是元初建陽人劉應李所編之民間交際應用類書。劉應李曾與熊禾、胡一桂同處武夷山中讀書，切磋學問十餘年，可稱學友。程曈取其說，而不信年代較晚《周易傳義大全》，亦在情理之中。然今檢胡一桂門人董真卿《周易會通》，其卷首“引用諸書群賢姓氏”與《周易傳義大全》同，胡方平與胡允兩出：

胡氏方平，玉齋先生，徽州婺源人。師鄱陽介軒董先生、毅齋沈先生。著《易學啓蒙通釋》，至元己丑自序。

胡氏允，號潛齋，饒州樂平人。《易》解曰《四道發明》。

董真卿嘗隨胡一桂讀書武夷山中，關於其師祖胡方平的記載應更爲可靠。相形之下，《翰墨全書》卷帙浩繁，內容博雜，泰定年間又經建安詹友諒修改，多有增刪，且多由民間書坊刊印，誤記、誤改、誤刻之可能性遠大於董書。

董真卿稱方平爲玉齋先生，此號亦見於同時代學者之序跋文章，應無可置疑。然後人傳記中又有方平“字師魯”之說，初見於《（弘治）徽州府志》，不詳所據，後世亦常沿用。今檢明天順四年刊休寧金德鉉所編《新安文粹》，其卷二收有胡一桂《贈師魯學易序》一文。《新安文粹》與《新安文獻志》編纂時間略有先後，收文論博雖不及後者，然此文則《新安文獻志》未見，一桂文集亦失收。據文意，此“師魯”當係一桂學友東山汪淮字。如方平果字師魯，而一桂在學友與父同字的情況下，竟能毫無避諱，似有不妥。此“字師魯”說，只可存疑。

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之外，胡方平尚撰有《外易》四卷，據傳記云，當爲“考象求卦，明數推占”之書。今胡一桂《周易本義啓蒙翼傳》中有《卦爻言數例》一文，文末小注云“見先人雜著”，此雜著不知是否即指《外易》，惜今已不傳。“外易”二字，後人多有寫成“外翼”者。至於《易餘閒記》，實際上只是一段文字，《（弘治）徽州府志》及《新安文獻志》皆作爲胡方平文章收入，題作《書易啓蒙後》。而後人竟以爲書名，甚至出現“一卷”之卷數，皆係望文發揮，毫無憑據。

關於方平之交游，胡一桂《周易本義啓蒙翼傳》有云：

鄱陽汪深所性，先人私淑之友也，嘗作《占例》。

《新安文獻志》亦稱：

汪所性深，歙人，遷鄱陽。與胡玉齋友善。嘗著《易占例》。

可知鄱陽人汪深乃方平友人，亦通《易》。其著《易占例》今佚，惟汪深自序一篇存於《新安文獻志》。

關於方平門人弟子，見於記載者有二，一名吳霞舉，一名李偉，均出自《（弘治）徽州府志》：

（吳龍翰）子霞舉，字孟陽，號默室。穎悟特早，首學《易》，師胡玉齋。

李偉，字敬叔，祁門人。少穎異，師同郡胡方平。

程曈《新安學系錄》之《新安學系圖二·朱子》，於胡方平之下即收有吳霞舉。《（弘治）徽州府志》又載胡方平“嘗館於休寧之新洲”。關於胡方平生平，說僅及此。餘皆不詳，待考。

二、影鈔元刊本與自序

《易學啓蒙通釋》初刊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（），且初刊本尚存。據上文董真卿所云，《易學啓蒙通釋》應有至元己丑胡方平自序。然無論是日本尊經閣文庫所藏至元壬辰刊本，還是致和元年（），福州環溪書院覆刻至元本，均不見胡方平自序，只載初刊時劉涇、熊禾二跋。至明代，此書有據至元書板重修刻本，亦有據至元本重刻本，入清後又有《通志堂經解》本、《四庫全書薈要》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，皆無胡方平自序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甚至誤將書中朱熹《易學啓蒙》原序當作胡方平自序，而四庫館臣則認爲董真卿記載有誤，至元己丑並非方平作序之年，實乃熊禾、劉涇刊書作跋之年。然據今存熊、劉二跋可知，刊書作跋均在至元壬辰，與己丑作自序並不衝突。潘雨廷對此有所辯駁：

一桂門人董真卿，云方平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（）自序此書。考一桂於宋理宗景定五年領鄉薦，其年十八，則至元己丑年爲四十三，父方平之年當在七十左右。序此書後，一桂即以示於劉涇、熊禾等，乃刊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（）。刊書之年，劉與熊皆作跋，今皆存。惜方平之自序已佚。而《四庫提要》曰：“己丑乃禾與涇刊書作跋之年，非方平自序之年，真卿誤也。”未是。蓋真卿未誤，己丑實爲方平自序之年，亦爲一桂示書於劉與熊之年，是年方平尚在人間。而涇與禾刊書作跋之年，當在壬辰。故方平一身已當宋、元之際，謂之宋人固宜。然如通志堂之編次，竟置此書於項安世、鄭汝諧之前，則有近百年之差。而《四庫》反疑真卿之言，未深考耳。

潘文批駁四庫館臣之說，可謂有理有據，然言及自序及刊書事，則多爲推論。看來如果無法找到這篇自序，就不能解決個中紛亂。

其實關於胡方平自序問題，于義芳《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經部書叢考（四則）》已有所辨。該文提及北大館藏日本享和二年（）刻弘化三年（）杉原直養增刻《通志堂經解》本《易學啓蒙通釋》收有這篇自序，杉原直養卷末有跋云：

此書原係《經解》本重鐫，然訛脫不尠。天保甲辰夏日，俾試員就影鈔元刊本及朱子《文集》、《語類》等校訂，且併鈔本所載胡氏自序、熊禾跋文補刊。

跋中所云影鈔元刊本，即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《清原家家學書》之一，係“日本重要文化財”，據稱係室町時代學者清原宣賢（-）親筆書寫。清原宣賢致力於儒學，曾擔任皇室講官，抄寫過多部經典。此本二卷二冊，半頁十行，行二十一字；注文低一格，行二十字；小注低二格，雙行，行十九字。此本行款格式及內容與至元刊本基本一致，可見所據底本當出自至元本系統。惟卷首劉涇、熊禾二跋前，多胡方平自序一篇。今據此本錄其全文如下：

《易本義》一書，闡象數理義之原，示開物成務之教，可謂深切著明矣。《啓蒙》又何爲而作也？朱子嘗言《易》最難讀，以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，必明象數，而後《易》可讀。《啓蒙》四篇，其殆專明象數，以爲讀《本義》者設歟！象非卦不立，數非蓍不行。象出於《圖》、《書》而形於卦畫，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，而《易》非淪於無體。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，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，而《易》非荒於無用。且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賤陰之意，《易》之綱領，孰有大於是者哉！明乎此，則《本義》一書如指諸掌矣。然《啓蒙》固爲讀《本義》設，而讀《啓蒙》者，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。方平曾伯祖昂，政和間由辟雍第奉常，與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。曾祖溢，紹興初復繼世科，因伯氏交於韋齋，獲聞《河》、《洛》緒論，而與先師朱子則世好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餘澤，迪我後人。方平蚤歲又幸受業於鄱陽介軒董先生夢程，繼師毅齋沈先生貴寶。毅齋實介軒上游，而介軒乃盤澗先生從子，得其家傳者也。盤澗受《易》於朱子之門最久，淵源蓋深遠矣。方平因得受誦是書，沈潛反復二十餘年，著爲《通釋》一編，以授兒輩誦習，庶由此進於《本義》之書，非敢爲他人設也。先覺之士，幸有以亮其非僭焉。己丑仲春中澣新安後學胡方平序。

據其自序可知，胡方平言己之師承家學甚詳，汪幼鳳《星源縣志》所撰傳記基本脫胎於此。胡方平在自序中表明其作《通釋》之目的在於“授兒輩誦習，庶由此進於《本義》之書，非敢爲他人設”，胡一桂亦曾提及這一點：

先君子懼愚不敏，既爲《啓蒙通釋》以誨之。

而《星源縣志》所云之《易餘閒記》云云，其實正是據胡方平自序之前半部分略加刪改而成。自序中“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”之前的內容，在《（弘治）徽州府志》及《新安文獻志》中題爲《書易啓蒙後》，尚作爲題跋處理，他書則多沿襲《縣志》錄作《易餘閒記》之文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雖誤將朱熹《易學啓蒙》原序當作胡方平自序，同時亦收錄此節內容，稱爲“後序”。

胡方平自序後低一格，又有胡一桂題識一篇：

先君戊子冬精加修定是書，其時一桂《附錄》已成。明年春正月，命一桂攜書千里，拜考亭夫子祠下，證文獻於是邦。閱四月皈省侍，而先君已謝人間世矣。終天抱痛，追慕何極！舍弟天桂出先君遺命，拳拳斯文不朽之屬。且復更定序文一篇，乃絕筆也。一桂承茲付授，不敢失墜。辛卯九月，再入閩關，歷壬辰季夏，兩書錄梓皆成。是書感隨齋劉侯捐金造就之賜，永矢無斁。讐校之餘，謹次其事如左。六月望日男胡一桂百拜謹識。

于義芳文已據此題識將胡方平卒年明確爲至元二十六年（），此處不再贅敘。這篇題識敘述《易學啓蒙通釋》初刊始末甚詳：胡方平在至元二十五年冬修定此書，胡一桂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亦成書於此時。至元二十六年正月，胡方平命胡一桂攜書入閩，參拜朱熹祠。一桂此行得與熊禾結識，二人於武夷山中論學，四月後方返鄉。此時胡方平已去世，自序乃其絕筆。爲完成父親遺願，胡一桂於至元二十八年九月再次入閩謀求梓行，得劉涇資助，次年六月刊成。

關於胡方平修定《通釋》一事，於胡一桂著作中可窺一斑。其《周易本義啓蒙翼傳》“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”下小注云：

“卦氣疏密”一節，先人於《通釋》先天卦圖下論之已詳。但初藁謂卦氣盈縮蓋亦有說，且即內八卦以推十二月之卦，坎、離，陰陽之中者也，又爲日爲月，周於一歲十二月之間，故坎、離各八卦不當月分，所以疏密愈不同。後以坎離日月之說太新，削去不用。今看來離日坎月乃易象正說，共十六卦，又誠不當月分，未爲不可。故記於此，以相參考。

其中有“初藁”之謂。且今檢元刊本《易學啓蒙通釋》，的確已無離日坎月之論，可知所據當爲修定本。而關於刊書經過，亦有劉涇、熊禾二跋文可相佐證。劉涇跋云：

一日，約无咎詹君、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，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，出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一編見示，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。……時熊君以《易》學授兒輩，謂是誠讀者不可缺之書，因言庭芳再入閩，惟汲汲焉父書無傳是懼，且欲以見屬仰。惟一時師友游從之盛，重念先世問學淵源之舊，輒爲刊置書堂，以寓惓惓景慕之心，且以成胡君之志焉。

熊禾跋云：

己丑春，余讀書武夷山中，有新安胡君庭芳來訪，出其父書一編，曰《易學啓蒙通釋》。其窮象數也精深，其析義理也明白。且其間有言先後天方位，暗與《圖》、《書》數合者，不符而同，然後知天下之公理，非但一人之私論也。茲因刻梓告成，輒述所見以識其後云。

其中劉涇跋所記，當是胡一桂第二次入閩之事。熊禾與胡一桂相交相知，乃“斯文異姓昆弟”，其文集中數次提到胡一桂入閩事，與前兩次相關者如下：

余讀書武夷山中，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攜一編書來訪。究其業，蓋自朱子，而尤粹於《易》。留山中三閱月，相與考訂，推象數之源，極義理之歸。書成，余已爲係語。……胡君曰：“諾！歸將考隸一經焉。明年春當赍糧武夷山中，以畢斯業。”……

君初來洪源三月，再自洪源遊雲莊又十月。……

……紫陽有學子，綽綽醇儒姿。手攜圖象編，來叩文公祠。爲我再月留，着意窺精微。……今晨出別語，愴然敘心知：“家君授余學，感子爲發揮。母塋有雙湖，築室吾將依。願子識一語，晨昏奉無違。”聞君陳大義，臨分重含悽。……

其中可與胡一桂題識相印證者：一桂留武夷山中三月之久，題識言出行往返共四個月；初次來洪源留三月，再次來又同遊雲莊共十月，題識言辛卯九月往閩，次年季夏書刊成，亦共十月；一桂初入武夷，臨別時尚不知父親已故，與熊禾約定次年春再來，而實際則是兩年多之後方成行，當是在家鄉處理父親身後事並守孝。

影元鈔本雖與至元刊本同一源流，然所據抄寫之底本卻並非至元刊本，差別除多一篇自序外，其內封忠實抄錄了底本原貌：中間題爲“新刊文公易學啓蒙通釋”，上有“錦江精舍”四字，書名之左右各有兩行小字，云：

《啓蒙》四篇，子朱子發明象數義理，深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。今復得新安玉齋胡氏援引諸說以爲《通釋》，誠讀《易》者不可闕之書也。敬用刻梓，以廣其傳。幸鑒！

錦江精舍應當是某書院或書坊，但名聲不響，亦未聞有所刻他書。且錦江精舍刻本今已無傳，甚爲遺憾。當然，我們也有理由懷疑，自序出自錦江精舍偽造，否則爲何初刊本、覆刻本、明修本皆無唯獨此本保留呢？然其內容多可得以印證，且偽作此序對錦江精舍而言似乎意義也並不很大。抑或因自序置於全書最前，本易失落，至元本書板丟失此序，而留存之刊本自序亦殘，惟獨據至元刊本新刊之錦江精舍本保留此序，流傳至日本後，清原宣賢據之抄錄一帙，幸得保存下來。鑒於自序保留有眾多信息，姑且寧信其有。

三、《易學啓蒙通釋》之新安槧本

《易學啓蒙通釋》自至元二十九年刊行於熊禾武夷書室後，致和元年（）曾由福州環溪書院覆刻，版式一仍其舊，唯劉涇跋文末題改作“致和戊辰季夏朔環溪書院重刊謹跋”。此本日本東京都立圖書館有藏，卷中有“礪山宋氏世家”、“有不爲齋”等印，可知舊時曾先後爲朝鮮礪山宋氏及伊藤介夫所藏。至明代又有據元板修補本和重刻本。至清代，《通志堂經解》亦據元刊本重刻，而《四庫全書薈要》與《四庫全書》則又以《通志堂經解》本爲底本，其中《四庫全書薈要》曾據元刊本等校勘，糾正《通志堂經解》本錯誤數則。以上諸本與前文所論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影元鈔本，均出自至元刊本一系。

《通志堂經解》本《易學啓蒙通釋》納蘭性德序又云：“是書新安舊有槧本，今已不可得。”其所云新安槧本，即胡氏後裔於明末在婺源所刊之本，當時胡氏父子《易》學三書皆有刊行。至清代，刊本已殘缺不全，字跡漫漶，又有裔孫胡紫園及其子錦川、華川相繼取《通志堂經解》本校勘家藏本，於嘉慶十七年刊成此書。是則新安槧本又有明末刊本與嘉慶刊本之分。嘉慶本卷首姚鼐序及卷末余鵬摶附識敘此次刊刻始末頗詳：

姚鼐《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》：“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雕本，今皆殘缺，而昆山徐氏所刻《通志堂經解》則三書具存。玉齋先生有裔孫紫園，取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，復刻此三書於婺源，未竣而卒。其子錦川、華川繼成其美，以之示余。余欣紫園父子能闡揚其先祖之美，又冀是書流傳天下，士君子有志於學《易》者，慎毋舍此而他騖也。遂爲序之。”

余鵬摶《重刊易學啓蒙通釋附識》：“明季，先生裔孫烈徵、錦鰲、之珩諸人續刊是書，歷年茲多，字畫漫漶脫誤，難以枚數。近徵裔錦川、華川昆仲承先人紫園太守公遺志，編訂藏本，欲廣其傳。得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本，及諸《易》書援引之說校之。”

可知明末刊本出自裔孫烈徵、錦鰲、之珩等人之手，今未見，惟據著錄知清華大學圖書館、安徽圖書館尚存有明末胡之珩刻《周易本義啓蒙翼傳》，半頁九行，行二十二字或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四周雙邊，單魚尾，有刻工。《通釋》之行款格式抑或仿此。關於明末刊本與至元刊本差異，雖其本已不存，然可據校勘者之一余鵬摶所撰附識窺其大概：

摶與斯役，次第審證。舊本集說詳核，每條以己說附諸儒後，想寓折衷示謙之意。通志堂本移玉齋說居前，其引諸儒處間有刪節，體裁較善，惟以朱子《啓蒙序》爲《通釋序》，頗見謬誤。按，通志堂本載劉氏及退齋熊氏跋，其書即仿劉所梓者，彼此俱源於閩，而移置刪節同異竟未能詳。茲就兩本刊補錯脫而擇從其善，註釋移前，俾順閱者之目，其集說并附圖仍舊焉。《啓蒙》原書分上、下二卷，《通釋》因之，雙湖《翼傳》“河洛”條小注甚明，舊本誤分爲四，與通志堂本異，竝行更正。

所謂“舊本”，即明末新安槧本。此本在形式上改變舊式，分兩卷本爲四卷，每篇爲一卷。就其文本而言，出入更大，其集說部分每條均將胡方平語附於諸儒之後，且引諸儒語多於通志堂本。余鵬摶認爲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：通志堂本在集說次序上有所移置，將胡方平說移到前面；同時引諸儒說時進行過刪節。余文稱明末新安槧本與通志堂本俱源於元刊本，然通志堂本乃據元刊本所刻，除版刻錯誤或者修正底本誤字外，並未進行過所謂移置刪節之類的改動，取通志堂本與至元刊本相較，一看便知。

據附識可知，嘉慶刊本應當保留了明末刊本諸多特色，今取以觀之。是本內封左上題“嘉慶壬申年重鐫”，左下題“慶餘堂藏版”；卷端題“新安明經後學玉齋胡方平通釋”，卷末題“裔日照錦川、日章華川校刊”；卷首有嘉慶十五年八月姚鼐序，序末題有“金陵劉文奎局鋟”，可知此序出自劉文奎刻板之《惜抱軒文集》；次胡方平自序；次胡次焱序；次校訂姓氏；卷末收劉涇跋；次熊禾跋；次嘉慶十二年臘月王筆幟跋；次嘉慶十七年秋余鵬摶附識。此本所收之胡方平自序，至“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”即止，也正是所謂“易餘閒記”或《書易啓蒙後》部分，末題“開慶己未端陽前一日新安胡方平書於明經書院”，可見刊行時未得胡方平至元己丑更定之序，更不知尚有戊子冬精加修定之舉。若開慶元年（）乃初藁完成時間，倒是與自序所云“沈潛反復二十餘年”頗爲吻合。胡一桂題識曾云其父“復更定序文一篇”，則這部分內容很有可能便是更定之前的序文，附於初藁。余鵬摶因未見自序全文，於是根據此序對胡方平卒年及成書時間做出了錯誤的判斷：

開慶己未書成，未板行而先生歿。元至元己丑，子雙湖先生一桂謀梓於閩，壬辰夏建陽劉君涇始付刊行世，蓋距先生成書之日已三十餘載矣。

嘉慶刊本於胡方平自序後，又收錄胡次焱序一篇。全文如下：

世之爲《圖》、《書》說者，何紛紛乎！彼惟於十數中求所謂八卦者，而見其夐不相干，於是創說以強通之。幸有一節偶合，矜以自喜，而於他節不合者，輒變例易辭，牽挽傅會，抑勒之俯就其說，雖穿鑿支離不恤也。余嘗以平易之說求之。竊謂《圖》者奇耦數而已，天一爲奇，地二爲耦，三、五、七、九奇之積，四、六、八、十耦之積。故一、二爲奇耦之始，五、六爲奇耦之中，九、十爲奇耦之成。一與二，三與四以至九與十，奇耦之相得也。一與六，二與七以至五與十，奇耦之有合也。天下之數，不出乎奇耦兩者。聖人於極儀象卦之理，默會於心久矣，於是仰觀俯察，近取遠取，而有見於《圖》之奇耦，與吾心極儀象卦之理犂然有合。遂則其天一畫奇，是爲陽儀，而陽卦奇出焉；則其地二畫耦，是爲陰儀，而陰卦耦出焉。斯兩儀也。於兩儀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畫者四，斯四象也。又於四象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畫者八，斯八卦也。由是衍之爲十六，爲三十二，爲六十四，以至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，以至無有終窮，皆自一奇一耦衍之。所謂“即《圖》畫卦”者，如此而已矣。不特此也。七、八、九、六，易所謂四象。內之一、二、三、四也，四象之位；外之六、七、八、九者，四象之數。《圖》之外，七南八東九西六北，此成數之四象；《圖》之內，一合五爲六居北，三合五爲八居東，二合五爲七居南，四合五爲九居西，此生數之四象。筮用其全，故七、八常多；易取其變，故七、八不用。積生數之一、三、五爲成數之九，乾用之；積生數之二四爲成數之六，坤用之。所謂“即《圖》畫卦”者，如此而已矣。何必執泥四方，強配八卦，而規規曰：“此屬乾坤坎離，此屬震巽艮兌。”至其窒礙牴牾，則嘔心斷腸，巧辭牽合，棄坦途，行荊棘，何乃自苦如此！吾叔玉齋先生於眾言殽亂中尊信《啓蒙》，爲之訓釋纂注，明白正大，具有淵源，隱然足以折近說之謬，而朱子賴以顯揚，於余蓋老友也。余嘗爲注述，舉前說質之，玉齋曰：“此所謂言近指遠者，而吾注偶未及之。請書爲序。”余曰：“玉齋此注，足以闡明朱子之書；次焱此說，足以翼附玉齋之注。”遂書之不辭。

族子梅巖次焱謹序。

胡次焱字濟鼎，號梅巖，晚號餘學，婺源人。宋亡後奉母教授鄉里，有《梅巖文集》十卷傳世。胡次焱與胡方平父子均有交往，又有同宗之誼。此序又見於其文集，題曰《啓蒙通釋序》。此序主要是與胡方平進行學術討論，補其書之不足。撰序時，胡方平尚在人世。胡次焱另有跋文一篇收在文集，題爲《跋胡玉齋啓蒙通釋》，諸本皆未收，其文如下：

宗家耆英，有以玉齋自號者，名方平，於予爲老友。其子雙湖，於予爲益友。此書玉齋所著也。歲己丑，雙湖攜入閩鋟梓，留滯踰一年。辛卯秋再往，明年壬辰夏季回，留滯過一年。冒寒暑，疲跋涉，必成父志，乃已允謂孝矣。弛擔云初，首惠此本。嘗復其書曰：“玉齋平生精力，寓於此書。儻非繼志述事不懈益勤，未有不墜於泯滅無聞者。是故貴有子也。”十年前，嘗跋《輶軒唱和詩集》，極言有子無子之效，於今益信。嗟夫！談《史》以遷顯，彪《史》以固顯，故曰：貴有子也。然此史學也，非經學也。充《禮》以裒傳，曾《書》以祉傳，故曰：貴有子也。然此《書》、《禮》學也，非《易》學也。乃若梁丘賀之有臨，劉昆之有軼，張興之有魴，伏曼容之有暅，《易》學傳家，父作而子述之，赫乎相映，故曰：貴有子也。夫《啓蒙》者，入《易》門戶也。玉齋既爲《通釋》，雙湖又爲《本義附錄》，非惟橋梓相映，楂棃兼美，且將突過煙樓，此又賀臨以來所無者。嗟夫！箕裘失墜者，固不足言矣。其或苟安憚煩，無以張皇先美爲不朽計，雖讀父書，亦無取焉。古今嗜學著述如玉齋者豈謂盡無其人，無雙湖爲之子，遂使潛德弗耀，抱恨幽宮，雖謂之不孝可也。有是父，有是子；有是子，有是父。或曠百載纔一遇爾。吾於雙湖此舉，敬歎無射。其中大義奧旨，尚遲締玩。嘉羨之劇，亟題此卷端，庋置几間，俾有目者必觀，有識者必羡。非徒贊揚雙湖，亦以動天下之爲人子者。併書一本，寄雙湖云。七月辛巳宗末次焱濟鼎敬跋。

此跋雖未標明寫作時間，然據其內容，當撰於至元壬辰夏胡一桂自武夷刊書歸來之後。而胡次焱本人嘗在《跋朱伯純程文》一文中亦提到：

十年前歲壬辰，予跋胡玉齋《啓蒙通釋》，極言有子之效。

可知此跋作於至元壬辰七月辛巳。此時胡次焱得胡一桂所贈熊禾、劉涇刊本，心生感慨，故手書跋文一篇於其卷端，併寄送胡一桂一份。因係刊後所撰，此後歷次刊行亦未能收錄。嘉靖中，其孫胡璉搜輯詩文，爲之編定爲《梅巖文集》十卷，胡次焱爲《易學啓蒙通釋》所作序、跋皆收入其中。此跋所載《易學啓蒙通釋》初刊始末，與胡一桂、劉涇、熊禾之序跋亦基本相符，惟所云“歲己丑，雙湖攜入閩鋟梓，留滯踰一年”，與歷時四月之事實頗有出入。不過胡次焱雖與胡氏父子同在婺源，然一居考水，一居梅田，並非朝夕相處，記載偶有疏漏亦在情理之中。在跋文中，胡次焱對胡一桂不辭勞苦盡心完成父志之舉極爲贊賞羡慕，認爲如此父子“曠百載纔一遇”。

經過與元刊本進行文字比勘，嘉慶刊本多出許多條目，有近四十處，多爲援引朱子之語，間有潛室陳氏、程子、西山蔡氏說，此即余識中所云“茲就兩本刊補錯脫”者。其中有數條引自“黃氏瑞節”，最是令人愕然。按黃瑞節字觀樂，安福人。延祐四年（）舉於鄉，嘗爲連州學正。黃瑞節輯編有《朱子成書》十卷，其中收錄《易學啓蒙》，瑞節亦搜集眾說以申其意，並附錄己說於後，體例與《易學啓蒙通釋》相類。黃瑞節之生活年代顯然晚於胡方平父子，且《朱子成書》初刊於至正元年（），《易學啓蒙通釋》又如何能夠引用其說？今據嘉慶刊本略加調整，將余識所謂移置最前之胡方平語改置最後，借以大致推想明末刊本原貌。然調整之後，竟與明初胡廣等人奉旨編纂之《性理大全》卷十四至十七所收《易學啓蒙》集說部分如出一轍。按《性理大全》之《易學啓蒙》，先錄其原文，並集宋元諸儒之說於後。而在實際操作中，胡廣等人則是充分利用了前人成果：

明初纂修的《性理大全》，其中卷14至17爲《易學啓蒙》，將方平的《易學啓蒙通釋》除了極少數的刪節外，全書收入，只不過另外再補上一些朱子、蔡西山、黃瑞節等人的言論而已。

可見《性理大全》是將胡方平《易學啓蒙通釋》略作刪節，幾近全書照錄。而所謂另外再補的“朱子、蔡西山、黃瑞節等人的言論”，其實也並非胡廣等人所集，均出自黃瑞節《朱子成書》。綜上，我們有理由懷疑，明季胡氏後裔刊刻《易學啓蒙通釋》時，其實並未找到此前任何一種刊本，而是直接將《性理大全》相關部分錄出，刊爲一書。而《性理大全》往往將“黃氏瑞節”置於“玉齋胡氏”之前，胡氏後裔因過於迷信《性理大全》，對其中所引黃瑞節語竟未作任何考訂，一律照搬。此本家刻家藏，以致二百年後仍舊貽誤後人。平心而論，嘉慶刊本經紫園父子三人延多人參與校勘，前後歷時五年，其文字不可不謂精善，惟未能勘破家藏舊本之秘，沿襲其誤，委實可惜！

（本文原載《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》第5輯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。此次推送略去注釋，引用請依據原出處）

长按识别